当前短讯!宋高宗赵构的钱,是从哪儿来的?

2022-07-21 17:52:14 来源: 澎湃新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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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炎三年二月三日,在扬州快活了一年多的赵构,收到一条战报,顿如五雷轰顶:金军攻破天长郡,离扬州已不到百里。

赵构当机立断,只带了几个亲随侍卫,策马就逃。统帅不战而逃,扬州城的秩序立刻崩溃了。几十万军民在恐慌中奔向瓜州渡口,“奔迸堕江而死者半之”。


(资料图)

赵构逃过一劫,但也狼狈之极。一名侍卫义愤之下,对赵构“出言不逊”。赵构拔出佩剑,在侍卫身上刺了几个透明窟窿,才稳住了场面。

从扬州辗转跑到杭州,惊魂甫定,赵构就把这些惨事抛到了脑后,“西湖歌舞几时休”。他手下的康履和蓝珪等一班奴才,狐假虎威,“供帐赫然于道”。

一个问题来了:在不断的逃跑生涯中,赵构为什么似乎总有花不完的钱?

除了这些“娱乐”的小钱之外,赵构还有一笔大钱要花:他需要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,在外抵御金兵,对内镇压民变。这是“刚需”中的“刚需”。虽然在理论上,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”,皇帝富有四海,但现实却是国土沦丧,人心动荡。在这种局面下,快速地汲取财赋,而又不逼反百姓,是对统治者的大考。

赵构真要感谢“祖上积德”,为他提前准备了一个钱袋子。赵宋王朝能在南方续命,离不开这个钱袋子。这个钱袋子,就是盐钞。赵构虽然天性凉薄,但在政治上,他嗅觉敏锐,领悟力极高。他对中兴四将的驾驭自如,是一个体现;另一个体现,则是他对这个钱袋子的审慎态度。面对混乱的时局,他用好了这个钱袋子。

“南渡立国,专仰盐钞”

关于盐钞的重要性,南宋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:“南渡立国,专仰盐钞。”古代文人用语多夸张,但这句话,赵构可能是认同的。在建炎三年的一道诏书中,赵构写道:“国家养兵,全在茶盐。”

事实上,早在登基之前,赵构就在他的兵马大元帅府印卖盐钞,收入颇丰(“不阅旬,得缗钱五十万”)。此后,在被金兵追赶的流亡岁月里,每到一地,只要停留时间稍长,赵构就会建立一个印卖盐钞的机构。定都临安之后,又在杭州、建康、镇江等地建立了长期的专卖中心。

南渡之初,诸路空乏,地方上自顾不暇,很难再给赵构的“行在”运送财赋。因此,印卖盐钞的收入就成了赵构的救命稻草,宫廷的日常花销、朝廷官员的俸禄、乃至军队的粮草,经常都是从盐钞里出的。

那么,什么是盐钞?这要从历代政府对食盐的垄断说起。人不能不吃盐,但古代产盐的地方不多,容易被政府所控制。这种需求有刚性、而产出又容易控制的商品,对统治者来说是绝佳财赋来源。古代政府对食盐的垄断,几乎是水到渠成的事。

历代盐政复杂多变,但从汉代到清代,大的趋势,是从政府控制生产、运输、销售等全产业链的完全官有制度,逐步转变为民制商卖的制度。

宋代正是我国盐政的一个转折点,中间虽然历经反复,但大体上,是从北宋前期的官卖为主,过渡到后期的以“通商”或商卖为主。当然,商卖并不改变政府垄断的本质,只是商人广泛参与到了食盐的销售环节。钞盐制和盐钞,正是宋代食盐商卖的核心。  

在钞盐制下,官府先将食盐卖给商人,再由这些商人转卖给消费者,因此是一种间接的专卖制度。而所谓的盐钞,就是商人向政府专业机构所购买的一种纸质票证。凭借这种票证,商人们可以在指定的盐产区支取食盐,并运往指定的地区销售。这些票证容易携带,可以流通和交易,因此在民间也被广泛用作金融工具,甚至与铜钱、铁钱等并用。

官卖与商卖

钞盐制下商人主导流通,从效率上讲无疑是优于官卖的。道理很简单,与自负盈亏的商人相比,古代的官僚机构没有办法解决激励问题。原则上,各级官僚不应该从食盐的生产和销售中获取私利,而商人赚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的。这就意味着,官僚对于食盐销路的关切要远远弱于商人。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有一段妙语,深刻洞悉了人性,大意是:花自己的钱给自己办事,既会省钱,又会让钱花得值,用出效果;而花别人的钱给别人办事,既不会省钱,也不会讲效果。

古代的盐业官卖,大体就属于后者,结果就是人浮于事,机构臃肿,自身就要耗费大量国家财政。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官卖可以敷衍到何等程度。按官卖制的本意,百姓从官府设立的专卖机构购买食盐,是不可强迫的自愿行为。但在宋代的许多地方,由于私盐贩子屡禁不绝,严重影响了官盐的销路,地方政府干脆按人头向百姓摊派食盐销额,收了钱之后连盐都不给,任由百姓购买私盐。这就变成了事实上的人头税。

别的事情不讲效率倒还罢了,卖盐这件事非同小可,直接关系到朝廷的收入,不能不讲效率。北宋仁宗皇帝在位时,“晓达财利”的范祥在包拯等人的支持下,在北方重要的解盐(解州池盐)销区全面引入钞盐制度,用商人的力量来代替官运官卖,不出数年效果就很显著,“可助边费十之八”。按包拯的估计,范祥钞法每年为朝廷节省边费约四百万贯。

那么,效率低下的官卖制,为何能长期占据主流,并且与两宋相始终?一种可能的解释是,不让商人参与,官府就可以独占盐利,获得更高的收入。在宋代关于盐政的大讨论中,一直有官员用这个理由来反对食盐商卖。当时的有识之士,例如欧阳修,认为这个理由缺乏常识,实在不值一驳:把商人排除在外,固然让官府能百分百地独享盐利。但物贵流通,因为效率的损失,总的盐利就会小很多,实属因小失大。

实际上,这件事的关节,不在于商人与官府争利,而在于官僚集团内部的斗争。官卖和商卖(盐钞)这两种方式的竞争,将决定中央和地方如何切分盐利这块“大蛋糕”。

中央和地方分蛋糕

在政治和军事上,赵宋王朝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地方割据。但在经济和财政上,北宋的地方政府仍然保留了相当大的自主权,“天下财物,皆藏州郡”。其中一个重要体现,就是在食盐的官卖制度下,地方政府主导了各地的卖盐收入,将其中的大部分都用来应付地方上的开支。

钞盐制的推行则会打破这个平衡。在钞盐制下,商人们直接和中央政府设立的专卖机构(榷务处)打交道,双方可以绕开地方政府这个“中间商”。因此,在钞盐制下,盐利的分配将迅速往中央政府那一端倾斜。所以,在北宋关于盐政的讨论中,对通商的另一个反对意见是,通商将使地方政府财政枯竭,加剧地方对百姓的搜刮。

这个担忧在北宋末年变成了现实。徽宗年间,大名鼎鼎的蔡京主持了东南淮浙的盐法改革,横跨二十年,推动了东南海盐由官卖向商卖的转变。蔡京新法实施之后,“穷地之宝,以佐上用”,九成以上的东南盐利尽归中央,地方自然财力空乏。于是“州县之横敛起矣”,地方的吏治大坏了。

因此,推行通商或盐钞制,意味着财权的上收,也就必然面临来自地方的强烈反对。但是,在面临严重的外部危机时,中央政府花钱的理由和决心更足,博弈的天平就会向中央政府倾斜。北宋边患频仍,这样的危机是不缺的。一旦边关有大的战事,朝廷就会商议局部地开放食盐通商,为边关筹集粮草和军费。

赵构算得上是有福天子。仿佛上天安排好的,恰好在宋室南渡之前,蔡京主持了东南盐法改革,虽然在当时闹得一地鸡毛,但在无意间,为建炎南渡后的小朝廷,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特别是教训。而靖康耻后的大变局和南渡后深重的民族危机,无疑给了赵构充足的理由来将盐利和财权上收。尽管如此,在南宋占据的半壁江山,有不少地方(例如福建和广西)仍然实行的是事实上的官卖制。

“法既可信,自然悠久”

钞盐制的另一个问题更为致命,那就是古代统治者总也控制不住自己的“掠夺之手”。 在钞盐制下,统治者拥有了“印钞”(字面意义上)的工具。在皇权不受约束时,统治者要自己监督自己,遏制住滥发盐钞的冲动,是极其困难的。结果就是盐钞快速贬值,而政府的信用也被快速清零了。

现代人对蔡京之流的评价,容易走极端,也容易反复。在小说和评书里,蔡京是个误国的大奸臣。然而,有些人读了史书,知道了蔡京不但是个顶级书法家,而且颇有理财和经济的才干,就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,为他喊起了冤枉,觉得他这样的才是真正的国之栋梁。实际上,蔡京之流误国误民,恰恰在于他们的“理财”本事太强:为了替统治者聚敛财富,杀鸡取卵,不择手段地汲取民力。

蔡京主导的盐政改革,除了让央地之间的财政分配完全失衡之外,另一个更重要的弊端是朝令夕改,存心欺骗购买盐钞的商人,失信于天下。蔡京先用表面上的优厚待遇,将商人们诱骗到汴京购买盐钞。一旦商人们购买了盐钞,就迅速发行新的盐钞,同时对旧钞的使用施加种种限制。这样循环几次,商人手里的盐钞就迅速成了废纸。

这种新旧变换的魔术,让朝廷在短时期内获得了巨额收入,但同时,“法更于上,人疑于下”,也把朝廷的信用挥霍殆尽,因此在当时就被认为是蔡京的“乱政”。 徽宗皇帝对这一切自然是心里雪亮,但挥霍无度的他正需要蔡京这样能搞钱的“理财圣手”,这也是他如此信任和重用蔡京的原因。

赵构的小朝廷吸取了蔡京的教训。在南渡之初,迫于形势,南宋的盐钞法也经常变更,短短数年,钞法五变(有说是十变),结果商人购买盐钞的积极性大为下降。皇位慢慢坐稳之后,赵构就要为他的政权做一些长期的建设。其中的关键一步,就是维护盐法的信用和稳定。而这也几乎是当时朝野上下的共识。

绍兴初年,赵鼎入主中枢,着手整顿盐法,重点就在于“信守法令,使商户不疑”,保证政策的确定性和连续性,从此南宋的盐法趋于稳定。绍兴六年,赵鼎和赵构君臣之间有一段关于盐法的对话。赵鼎向赵构报告说,刚接到张浚的来信,建康盐钞发卖的情况很好。赵构很高兴,赵鼎就打蛇随棍上,特意强调,这是因为这两年盐法稳定,没有反复变化,所以商人购买的积极性就高。赵构留下了一句值得千古流传的话:“法既可信,自然悠久”。

在实际操作的层面,赵构君臣也十分小心,避免向市场发送错误的信息,以打消民间对政策稳定性的顾虑。绍兴二十六年,司农寺丞王炎向朝廷请旨,要前往浙东发卖积压的官盐。这个消息一出来,就引起了市场的恐慌,商人们纷纷疑心盐法要变了。在御史汤鹏举的弹劾下,王炎被罢黜。

赵鼎主导的绍兴盐法改革,保证了南宋盐政六十多年的稳定。而随着局势逐渐安定,南宋的人口和经济也在恢复。这两方面的因素,使得南宋朝廷从盐业中获得的收入稳步增加。从建炎初年到绍兴十年,短短十几年,朝廷获得的盐利就增加了五倍,时人说,“天下之赋,盐利居半”。

到了宁宗皇帝时,志大才疏的韩侂胄发动了潦草的“开禧北伐”,谋事不密,祸及己身,除了给金人送上自己的人头外,还让朝廷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。为了填上这个巨大的窟窿,朝廷走上了蔡京的老路,在盐法上朝令夕改。南宋盐政的衰败,开始了。

(作者奚锡灿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,经济学博士)
编辑: sj00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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